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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激荡2009

来源:http://style.sina.com.cn/news/2009-12-28/100653623.shtml


国有山东钢铁重组赢利民营日照钢铁。很多国进民退事例是不公平竞争的结果


导语:5年前媒体这么评价当时的宏观调控:改革依然气宇轩昂,但已不再像《春天里的故事》那样温情脉脉。这句话同样适用于2009年。


宿命?


  “就算铁本5年前没死,也活不过2009年。”


  这是钢铁圈目前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2004年,戴国芳创办的铁本钢铁项目,在当年抑制投资的宏观调控中被当做杀一儆百的案例叫停。


  张志祥的建龙集团在2004年被称为铁本第二,尽管没落到戴国芳蹲监狱的下场,但他的一个巨型钢铁项目被要求停工配合宏观调控。


  然而5年后,已成为中国第二大民营钢铁企业的建龙集团以另一种方式走进舆论的漩涡。


  2009年7月,建龙集团将控股国企长春通钢集团的消息引发了通钢职工反对,张志祥派到通钢的总经理陈国君被活活打死,重组被迫终止。建龙还不得不许诺,永不介入通钢重组。


  2004与2009,都是政府大挥有形之手的年份。2004年是要抑制投资,防止经济过热。2009年是要鼓励投资,保持经济增长。2004年,曾两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他提出的中国后发劣势问题和渐进式改革的成本问题,在中国引发热议。2009年,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辞世,他信奉和传播的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遭受质疑。


  如果让张志祥选的话,他很可能会选择2004年而不是2009年。


  2004年时,地方政府是瞧得上民企的。戴国芳被刑拘时,希望保住铁本项目进而保住投资保住政绩的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被党内严重警告。


  但2009年,宏观调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从5年前的逼着不让投资,到今天的催着赶快投资,有钱了的地方政府更加青睐来自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投资,民企陷入集体失意。


  作为拉动经济复苏的重点投资行业,钢铁业里的失意人不只张志祥。


  2009年,在山东省政府主导下,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被国企山东钢铁吞并。这次并购被业界看做是“小鱼吃大鱼”。尽管日照钢铁掌门杜双华依然在新公司里拥有巨大的话语权,但他已经从企业的拥有者变成了一个租赁者。


  面对历史同样感到无力的还包括玩飞机的那几个民企潮人。


  最倒霉的当属东星航空创办人兰世立。他肯定还记得,2004年民航总局颁布《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试行)》后,东星和奥凯、鹰联、吉祥、春秋等民营航空公司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繁华景象。


  刚成立时抗住了几大国有航空公司联合打压的兰世立,最终没能熬过经济寒冬,被获得数十亿元注资的国航收编。其他几家要么停航,要么转型做货运,只剩下春秋航空老板王正华蜗居上海市场,靠过苦日子坚持着,还得用嫉妒的眼光看着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两个亏损大户获得注资并合并。对他来说,接下来的竞争将更激烈。


  2004年,宁高宁刚刚主政中粮,便收购了曾经号称中国最大民营企业集团德隆控股的上市公司新疆屯河,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番茄酱生产和出口企业。5年后的今天,中粮吃下了蒙牛乳业,宁高宁离他的全产业链计划越来越近,还会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被吸附到这个央企大鳄的产业链上来。


  就在2008年9月的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还担心央企在经济危机中“过不去”,害怕国资委成立以来央企积累的所有光环在朝夕之间被金融海啸卷走。


  但央企都来不及深切的感受冬天,就开始享受春天般的好政策了。


自发而系统的国进运动


  即将过去的2009年,注定将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荡起一朵绚烂的浪花。它不仅仅是人民共和国60岁的特殊年份,更是新中国首次在经济领域的自我大救赎之年。


  这一年,两年共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资金开始进入经济体,其中的大部分流入地方政府和国企。


  同时,中央政府要求其控制的金融机构开闸放贷以刺激经济复苏。为了避免可能的呆坏账,银行本能地跟着政府和大项目走。


  今年出自金融机构的近10万亿元贷款主要是贷给了各级政府和国有大企业,以及拥有国家项目的企业。大量民营中小企业贷款日益艰难。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挤出效应”。


  对于这一挤出效应是否放大成了整个经济体的“国进民退”现象,政商两界看法不一。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都表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却公开质疑国进民退的合理性,呼吁为给中国经济留下几条鲶鱼。


  经济学家也分成了两派观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认为这是暂时现象,未来国有比重还是将下降。吴敬琏则警示说,这不是好情况。这位长者曾担心中国会滑向权贵资本主义时代。


  这是一场没有红头文件的自发的而又系统性的国进运动。在这场经济刺激大戏中,“铁公鸡”(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的投资战场。


  往年,各地都会出现民营公路大王,比如被抓的上海公路大王张荣坤。公路建设领域成为了官商勾结大案的一个重灾区。不过在今年这场投资大战中,不差钱的地方政府已经没有必要跟往年一样屈身去借助民间资本的力量了。


  江西省一个中部地区的地级市市长就对本报记者放过豪言:我们是发了金融危机的财,拿到了很多政府刺激经济的预算,以前要搞“铁公鸡”建设,只能求着民企。


  山西省政府有钱之后,更是大刀阔斧地对全省煤矿进行整合。


  硬气起来的不仅仅是地方政府,拿到巨额投资资金的国有企业更是财大气粗,风头盖过了往年牛气冲天的地产业大佬们。


  2009年几场大的土地拍卖中,央企保利地产击败万科,拿下重庆地王,随后更是连夺南京、苏州、成都和长春地王宝座。


  非央企的国企也表现不俗。上海绿地集团成为上海单价地王后,还转战北京取得了北京大兴地王的称号。


  甚至一些主营业务不是房地产的国企,也大举进入这个被公认为资本密集型但利润率很高的行业。


  今年6月,在对北京广渠门一地块的拍卖中,央企中化集团控制的一家投资公司以40.6亿元的高价拿下,楼面地价超过1.6万,成为当时北京的新“地王”。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进拍卖会会场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家公司,在跟他们攀谈过程中,对方称自己是小公司。拍卖结束后,潘石屹走过去冲着对方竖起大拇指,“哥们,你牛”。


  2009年颁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甚至列出了具体的国企名字和要开展的并购重组计划。


  例如,汽车产业振兴规划提出要重点支持国有的“三大三小”(中国一汽、东风汽车、上海汽车三大轿车基地。北京吉普、天汽、广州三个小型轿车基地)”;船舶工业规划也明确提出要重点发展“两个龙头企业”——中国船舶和中船重工。


  而在钢铁产业振兴规划里,更是将“推进鞍本与攀钢、东北特钢,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等跨地区的重组,推进天津钢管与天铁、天钢、天津冶金公司,太钢与省内钢铁企业等区域内的重组”这样的具体操作路径写入其中。


  这种罕见的“对号入座”式的产业政策,变成了银行贷款投向的指挥棒。


国企市场化改革进退之辩


  建国以来,国企改革先后经历了1949年开始的私有经济和买办资本国有和集体化改制;1978年开始的扩权让利为重点,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的改革;1984年开始的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改革。1992年开始的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转化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的改革;2002年开始的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行政资分开,推进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改革。


  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国企和民企两种所有制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一方面,效率提升后的国企逐渐成为政府庞大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增大。与此同时,随着外资进入国内市场,中国企业面对愈来愈多的跨国企业竞争。


  于是,国家急于培育一批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大企业,国企显然是比民企更好的培养对象。


  这种市场化改革的转向,最集中体现在“非公36条”的命运上。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非公36条”。这是共和国成立56年间,第一次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其中第一次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


  但2006年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表示,“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7大行业由国资绝对控制,这等于给非公36条泼了盆冷水。


  此后,非公36条的具体落实政策迟迟没有出台,该文件4年多的时光在务虚中流走。


  不过,让国资委意料不到的是,随着央企的做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在国资委成立之初就被作为引导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指挥棒”开始失灵。


  为“保八”而采取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大国企的资金空前充裕,缺乏合适的资金投资方向导致央企大量进入并非自身主营的房地产行业,不断刷新国内城市“地王”纪录。


  资料显示,当前国资委分管的136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地方国企在今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城市成交总价排行前10名的高价地块中,有60%是由国资背景的企业获得。


  这显然违背了国资委这两年设定的央企改革方向:剥离辅业,重组兼并,整体上市。


  由于国家在刺激经济中严重依赖央企,导致央企们和国资委谈判的筹码越来越大,相互之间的博弈加剧。李荣融提到的2010年国资委工作重点上,已经没有了剥离辅业的说法,因为这种剥离等于让国企退出这一年来刚进入的领域。


  这场轰轰烈烈的国进运动,加大了经济结构转型的成本,促成了新一轮呆坏账的潜在风险。这场在大政府思路下,依靠国企保障经济增长的策略,让中国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今后调整的难度更大。


  政府每一次对经济的深度干预,都会将一部分人赶出实体经济领域。2004年的宏观调控,让很多企业走向了股市。2008年之前,中国股市的疯狂冲击着那些多年默默深耕实业的企业家,雅戈尔等很多民营企业进入股市炒股,美其名曰的股权投资,最终伴随中国股市的转熊而损失惨重。


  在即将过去的2009年,地产业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涉足颇多的领域,大小老板们疯狂投资房市。特别是那些被迫重组的煤老板们,纷纷组团进京买房,间接推高了中国房价。


  还有一些企业家趁着中国大小非流通股东减持税收政策的不明晰,趁机大幅度减持原始股。他们包括福建首富陈发树和巨人掌门人史玉柱,对他们来说,没有比手握现金更让心里踏实的了。而更多的民营老板们,则在茫然中寻找着突围的方向。


  5年前媒体这么评价当时的宏观调控:改革依然气宇轩昂,但已不再像《春天的故事》那样温情脉脉。这句话同样适用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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