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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中国企业家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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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样的困惑?


中国企业家有些什么困惑呢?我认为,简单来讲,有这么几方面的困惑是让我们头痛的。第一个困惑是速度的困惑。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企业如果不能高速发展,如果每年不能增长百分之几十,就不能算作成功;但高速发展也常常导致企业的崩溃。这样的例子好多,像巨人、三株、爱多等等这些企业,都在年增长百分之几百的情况下,几年以后都垮了。第二个困惑是规模的困惑。企业不搞大不行,没有足够大块头不行,不涉足多个行业不行---后面我会讲好多理由;但是规模大了,经营多元化,企业也就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第三困惑是与政府关系上的困惑。中国的企业家不傍着政府不行的,没有政府的扶持是干不成事的,是不能发展的。但是傍着政府,又容易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用我们现在一个很时髦的词,就是变成了一个“托”,变成了政府的一个“托”,最后企业仍然没有办法发展。第四个困惑是家族管理的困惑。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基本是都是家族化管理,也就是以血缘关系和朋友关系为纽带的控制。企业要发展壮大,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不走出家族化管理的体制,不利用市场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资源,不行。但是当企业家试探着迈出这一步,引入现代化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体制时,又缺乏可以信赖的职业经理人,大量的资产被偷窃,痛定思痛,最后发现“任人唯贤”还是不如“任人唯亲”,雇来的经理还是不如“自家人”值得信任,于是又要回到家族管理。第五个困惑是利用资本市场上的困惑。企业的发展一定要获得外部资金,不利用资本市场不行。但是企业家在走进资本市场、获得外部资源的同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而企业的控制权对每一个企业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买股票的投资者常常发现自己被欺骗了。第六个困惑是有关游戏规则的困惑。中国的体制问题很多,政府管的太多,游戏规则不透明,如果企业家按照规则办事,循规蹈矩,合法经营,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更不用谈发展了。但是不按照规则办事又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是杀头坐牢的风险。所以有话说“不违规等死,违规找死”。第七个困惑是面临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困惑。中国的改革需要外力的推动,中国企业家需要外国投资者来解放。加入WTO和经济的全球化将迫使政府部门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与此同时,也将使中国的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习惯于在政府的保护和摧残下生存的中国企业家在期盼着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的同时又在畏惧着恶劣的竞争环境。他们困惑:加入WTO是好是坏?在这六个困惑中,最根本的是后面的五个,速度的困惑、规模的困惑可以解释为后面的几个困惑的表现。所以下面我集中谈这五个困惑。 二、 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最大不同是,我们的市场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中国企业家的行为是面向政府的,而不是面向市场的。在中国,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进入自由我们没有。审批制就是中国的企业制度。办任何一个企业,甚至只是生产一种新品种的月饼,都要得到政府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好多个部门的批准。据权威部门统计,仅中央部门的审批就有2000多条,生产一个锅炉就要得到40个“准许”。企业还没有出生,企业家就已经把大量的资金投资到政府部门。最近中关村科技园就在北京办企业的程序做了一个总结,根据他们拿出的材料,要在北京办一个企业,走完所有的程序,在纸上写下来有5米长。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政府是企业最大的供应商。过去,政府控制着所有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原材料有了市场,但政府对信贷资金仍然享有绝对的控制权。民营企业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要获得银行贷款是不可能的。企业上市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己向民间筹集资金属于“非法集资”。政府也是我们企业最大的客户。很多情况下政府是企业产品的最大的买主。好比说,我们好多的工程,都是政府作为业主进行招标,那你一定要满足他的需要。政府还进行好多的采购活动,比如说,大量的住宅是卖给政府机关的。即使政府不进行直接的采购,通过地方保护和轻视性市场进入规则,政府仍然可以限制一个企业的产品的市场范围。好比你是一个广东的企业,你想在湖南、河北销售自己的产品,如果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你很可能根本进不去。政府甚至可以规定老百姓只能买这个企业的产品,不能买那个企业产品。在山西,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煤是不可能装是火车运出去的。政府的政策在左右着我们企业的未来。处理风险是企业家的天职,但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而非市场风险。中国企业的失败,源于政策变化的远远多于源于市场变化的。所以对企业家来讲,预测政策的变化比预测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更为基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企业领导人特别喜欢参加宏观经济研讨会的原因,而就我所知,外国的企业家根本不需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出现这些无聊的会议。不难理解,在中国,最受企业青睐的学者不是研究微观问题的管理学者,而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宏观”经济学家,而为了获得企业的青睐,经济学家的报告必须以透露政府的新政策开头。在我们面临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的情况下,企业家要办企业,首先要搞掂政府,首先要在政府内部建立起我们的关系网。无网不通,无网不灵,无网不行。有一句话是“经商要学胡雪岩”,就是要学胡雪岩怎样搞掂政府官员。这方面,在坐的企业界的朋友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可以向我提供更多的案例。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在办企业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人企业,也要想办法搞成一个集体的企业,或者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也就是所谓的“戴红帽子”,染红。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国家,好多行业只允许国有企业搞,不允许民营企业搞。如果你不给自己戴一个红帽子,你就进不了这些行业,得不到政府的批文,你就没办法开业。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私人的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如果是国有企业的财产给人偷了,被会计贪污了,政府有公检法去抓这个人;但如果私人企业的资产被盗窃了,政府经常不愿意去抓人,审判这些偷盗资产的人。但如果我戴了红帽子,我的财产也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搞掂政府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企业家直接进入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部门,比如说当政协委员,当人大代表,当全国劳模。有了这样的位置,就有了渠道,就可以见到政府领导人,可以提出一些政策上的要求或特殊的庇护,当然也可以享受一些优惠的待遇。如果企业的领导人就是人大代表,那么他得到贷款的程度就要比政协委员容易一些;政协委员又要比不是政协委员的容易一些。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收到很多民营企业家给我的名片,翻开看一下,几乎很少能找到一张名片上面没有印着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头衔的。搞掂政府的最后一招是,如果合法的程序都不行的话,就只有贿赂政府官员了,通过金钱,通过其它渠道来贿赂政府。这当然是风险最大的一招,但企业家很无奈。如果有光明正大的办法,谁会走此路呢?这样,我们的企业家要把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大量的资源花费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我曾经问过一些企业领导人,你们有多少时间花在与政府打交道上,他们说有百分之五六十都是在应付政府。民营企业花在与政府关系上的时间比国有企业还要多!这是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

但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与我们企业家的偏好是不一样的。政府有政府的功能,政府官员有政府官员的规则。本来企业家只有商业的功能,只要经营好自己的企业,能够创造利润就行了。但是,为了搞掂政府,企业家必须为政府官员分忧解难,最后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主导了企业家的偏好。我前面讲的前两个困惑,都与这一点有关。为什么企业必须高速地、快速地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要喜欢速度。对每一个地方政府首长来讲,增长速度是他的政绩,是他升职的希望。但是增长速度怎么来?就要企业界的人给他努力。好比长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长虹要重视速度?这跟四川省重视速度有关。如果长虹一个新的老总,只关心企业的效益,企业的利润,但长虹的速度上不上,四川的速度就可能会影响一两个的百分点。这个时候,四川省政府就可能更喜欢一个追求速度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追求效益的领导人。中国的企业也必须搞大,因为只有搞大,你才安全,你才能得到领导的支持,你才能搞到钱。政府最重视的是安定团结,一个企业搞大了,要垮的时候,就会出现安定团结的问题。所以这时候政府一定会出来想办法帮助你。如果你的企业很小,垮了也造不成什么社会影响,也没有人上街闹事,政府就一定不会重视你。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必须不断地投资新项目、新工程?因为政府需要政绩,只有新的项目才能代表他的政绩。前任的市长、前任的书记让你搞了个项目,上面的领导已经参观过了,新的市长、书记又要带着新的领导参观的话,总不能再看那个旧的项目,他一定要看个新的项目。所以政府一定是喜欢你搞些新的项目。中国的企业也必须进行多元化经营。近几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界,对于企业应该是专业化还是多元化经营有好多的讨论,我本人也就此发表过一些观点。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集中一个行业搞好,搞到最好,是最重要的。但中国的企业都立足于多元化。这有好多的原因,我想与政府主导企业的外部市场这一点是分不开的。第一,政府官员是要消费的,你如果给他送钱,这个风险比较大。但是如果你搞一个桑拿浴、卡拉OK,请他去玩玩、潇洒潇洒,风险就可能不是很大。所以没有搞这个行业的企业家,在搞掂政府的关系上,比从事这些行业的企业家要难得多。第二,政府官员也有好多的亲朋好友,需要安排工作。如果你只搞一个行业,他的亲朋好友都安排到这个行业,你的企业就搞不好,就很难有竞争力。这个时候对你来讲,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搞另外一些企业。你也不指望这些企业能赚钱,只是让那些亲朋好友在那里有个工作、可以领工资而已。在这里,我给大家引用一段原湖北幸福集团总经理周作亮先生的话。我们知道,幸福集团两年前已经垮了,他也再不是这个企业的总经理了。这件事情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它差点酿成了湖北的一场金融危机,所以上面惊动了中央,下面惊动了省市。周作亮的话,我想说出了在座的好多企业家、好多企业领导人的心理状态。他说:“我是国家树立起来的企业家,有责任带这个头。全省学幸福,幸福怎么办?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块头做大。我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市政协副主席,感到潜江的紧迫性很大。我们潜江在汉沙公路旁边,如果领导到这里,你不发展行吗?我们下了很大决心,我要求市里向省里请示,幸福铝业开业后,要全省的工业来这里现场参观。我们在全国十佳乡镇企业中排名第5,如果我们再不上工程项目而别人上去了,别人就会甩掉我们,同全国的先进比,我们必须上。别人上去了,我们对得起领导吗?反过来,上级领导也不会再树我们这个典型了。省领导哪会来开现场办公会?哪个部门支持我们?交通部门哪会给我们500万解决这个道路问题?我们现在加快发展,所以领导都来支持我们,周边省市没有发展,就没有领导支持。现在全省都叫起来给我们借钱,有人说幸福是怎么得来的。我们没有亲,没有邻,市委谁跟我们是亲戚朋友?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因为我们搞项目搞上去了,领导对我们很支持。领导需要好企业家,企业家需要好领导,这是辩证的,不是单一的。”

周作亮的话代表了中国目前情况下一个企业家典型的心态。那么,企业家在取得政府支持和过多的关怀的情况下,得到什么呢?我想,会得到一些资源,得到资金,得到政府的一些优惠,但最终仍然是政府的一个“托”,也就是政府手中的一个工具。这可以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有句话就是“炒股炒成股东,炒房炒成房东”。我们的企业家“傍”政府是“傍”成什么呢?“傍”成了政府的一个“托”。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政府支持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在利用我们。当然我们也是在利用政府,但我们始终是玩不过他的,因为政府有天然的垄断性,政府在跟我们的“关系战”中是不平等的,也是靠不住的。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完全不一样,政府官员的目标是怎样不断的往上走,企业的目标是把整个企业做大,能够持续的发展。只有在我们的目标跟政府的目标一致的时候,政府才会真正的支持我们。当我们企业发展的目标与政府官员提升的目标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得到政府的支持。并且政府官员也是在不断地更换,新的官员不一定会买旧的官员的帐。你跟现任的市长关系很好,但下一任的市长不一定会承认你跟现在的市长签订的合约,以及现在的市长对你作的承诺。重要的是政府是没有办法信守承诺的。像我们刚才讲的周作亮,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一个本来只有5亿资产的企业投资了15亿资产的三个大项目。政府给他支持,让他办了个信用社,用信用社收来的存款来支持他企业的投资。这个信用社的力量有限,又承包给了武汉另外一个信用社,这个信用社在市场上用非常高的利息来为他融资。他的资金成本高达30%、50%,甚至100%。所以他的项目还没有建好的时候,15亿的投资,利息已经有6.9亿。这个时候政府会不会站出来为他还这6.9亿呢?也非常困难,因为现在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倒霉的是谁呢?不是政府,而是周作亮。史玉柱的情况也类似,上级领导的三次关怀,使他无比激动,十几层的巨人大厦改成70层,但最后破产的是史玉柱,而不是政府官员。我想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处理跟政府的关系时,我们的企业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政府来讲,就是要大幅度的削减政府的权力,让政府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机构真正废除对资源的控制,真正使创业变成一个个人的自由,资源能够在市场中自由地流动。还要不断地规范政府的行为,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谈到。对于我们的企业家来说,我们要很好地把握住自己,不依赖政府不行,但过分依赖政府肯定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这时候怎么跟政府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状态,就是一门要求很高的艺术,要我们的企业家很好地去掌握。从长计议,最重要的是要练内功,政府可以给你一定的资本支持,但重要的是你的产品一定要有市场,一定要最终得到消费者的接受。政府强制消费者买你产品的权力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不要花费太多时间在与政府的关系上。我要特别警告那些已经在相当高的位置上的企业家。最终赢得消费者的是你的产品,是你的产品的信誉,你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效率。当一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一时的好处,可以提高你的知名度,你企业的知名度。但这种知名度如果没有企业的产品、企业的信誉的支持,它是要垮下来的。这是我要讲的处理与政府关系上的一个问题。

三、企业家与资本家


我们现在谈一下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关系。企业家本身通常也是资本家,但是如果企业要发展壮大的话,除了企业家自己的资本之外,还需要引入外部资本,或者我们称为投资者。这一点在传统的企业也是一样的,但在新兴的企业,就变得更重要了,特别是对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知本家”而言,没有外部资本是不可能起步的。近几年来,知本家的身价比较高,人们觉得似乎历史在改变,使得没有资本的人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资产,一下子搞出一个大企业,资本家的位置越来越不重要了。但事实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错觉。如果你是一个知本家,你有很好的想法,有雄心创办一个企业。但是谁来信赖你呢?如果没有人信赖你,你怎么搞到资源?而信赖你的人一定要是资本家。如果投资者信赖你,愿意支持你,你就可以办企业;投资者不信赖你,你就没法办企业。也就是说,企业家,无论在任何时候,仍然摆脱不掉一个“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你获得了风险资本,但风险资本对企业家行为的限制,比普通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限制更多、更严。如果你想获得资本,你就必须放弃一些自由,甚至放弃你对的控制权。在中国,我们已经发现很多知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争吵的官司。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有一些国有的“资本家”,比如说一些国有的风险投资公司,本身不是以资本的增值为目标,所以它对经理人的干预不是那么市场式的有效率的干预;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创业者、企业家方面的问题,他们错误地理解了知本家的地位,既想拿到别人的钱,又不想放弃自由,不想放弃一定控制权,所以引起了好多的冲突。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获得别人资源的话,就必须与别人分享控制权。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性。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大体来讲,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在“圈钱”,他们不是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不是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回报,而是在欺骗投资者。这种情况能不能继续下去?我觉得比较困难。但是,已经十年了,基本状况没有改变。是不是说,我们市场上的投资者就那么傻,心甘情愿地继续希望你在骗他?我们看到,已经入市的股民没有多少人退出,而且不断有新的股民入市。这是什么原因?也可能确实是他们智商有问题,他们太傻。但我觉得,主要不是这个问题。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我国目前为止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政府垄断了资源。在政府垄断了资源的情况下,它可以使资源从场外转移到场内,所以这些受骗的人其实最终也没有吃亏。举个例子,好比说我是一个庄家,或者是一个上市公司,我从你手里骗了100块钱,但是你知道政府会给你补120块钱,所以你仍然有积极性继续跟我玩。这样玩了十年,你也高兴,我也高兴。那么政府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点?一个是对上市资本的垄断。在西方讲,企业股票的价值是什么?是这个企业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就象一棵苹果树的价值,等于每年结的苹果卖的钱的贴现值。但是,得加上一点,如果苹果树不结果子了,把苹果树砍下来,能卖多少钱,这也很重要。中国的大量上市企业,就像一棵不结果子的苹果树,但这个树枝最后还很值钱。为什么?因为政府对上市公司有严格的限制,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壳”。即使这家企业是亏损的,但是企业的壳却非常的值钱,所以仍然有人愿意买它。好比最近的一个例子,还是我刚才讲的郑百文,本来破产了,资不抵债,资产是负的,企业的价值没有了,股票的价格自然就应该为零。但是郑百文事实上涨了好几个涨停版,价格不断地往上走,为什么?就是有人愿意收购他这个壳。山东三联为什么愿意收购郑百文这个壳?因为山东三联想上市的话,非常的困难,很可能花几个亿都上不了,所以它还不如花几个亿,把郑百文这个壳给买下来。只要这个壳是由政府垄断的,上市是由政府控制的,这个企业的股票价格就不可能反映它真实的利润流、真实的信誉流。它最终反映的,可能只是企业的残值。这就象一个80岁的老太太能稼一个18岁的小伙子,小伙子不是爱这个老太太,而是爱老太太的遗产,所以他甚至巴不得老太太快点死。她死得越早,她的遗产就越值钱。我们的上市公司,死得越早,壳越值钱。现在不死,到以后壳也可能不值钱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作为它的主要推荐人,拼命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在为企业输血。一个例子就是几年前破产的琼民源。琼民源通过坑蒙拐骗,搞了好多钱,但是最后这个企业破产了,只好宣布停盘。停盘的时候,当时股票的价格是24块多,最后琼民源的股票就以1:1的比例换成了中关村科技的股票。一开盘,琼民源原来的股东皆大欢喜,他们的股票一下子涨到37块钱了。为什么?我们想一下,中关村科技里边,包含了多少由政府垄断导致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所以有人讲,中关村这三个字,它在股市上就值几个亿。这就给投资者形成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期:我买这个股,垮了亏了,我知道政府应该会给我换成另外一只股。所以现在买中关村科技股的人也不担心,因为如果中关村科技垮了,可以换成另一个公司。这样的话,在买股票的时候,就不会注重这个企业的真实价值。问题是,这样的游戏我们还能玩多久?这依赖于我们的政府还有多少资源可以释放。新一届证监委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监管上市企业。特别是现在上市越来越自由了,这样,壳的价值可能过几年也就没了。但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国有的资源可能还有,可能还能够玩几年。但是,我们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应该看得远一点。国家的垄断资源,在壳没有之后,有没有可能到你手里边?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国家对国有企业输血,大致还说得过去的,但如果继续给民营企业输血,就可能在理论上讲不通。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你能不能上市?上市以后,能不能有好的投资者来追捧你?关键看你是不是为资本家真正带来收益,是不是企业的资产真正有价值。 四、企业家与博弈论规则


接下来我再简单讲一下企业家与博弈论规则的关系。目前来讲,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游戏的规则非常混乱。我们政府的政策就经常在变,今天合法的,明天不一定合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家经常感到无所适从,更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或者想方设法地绕过规则,通过各种不合法和不正当手段来为自己谋利。如果遵守规则,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我们的企业就很难做大,我们的很多企业都要停业,没法生存。所以我们只有违规,违规就包括贿赂政府。但是违规的代价是什么呢?代价也很大。第一个就是你违规越多,你对企业内部员工的控制力就越差。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平时的行为都是违规,你怎么能够管你的副总?你不敢管的。如果你得罪了他,他以后一告你,那你就完蛋了。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好多老总给抓起来了,大多都是被内部人控告的。你连你的司机也不敢得罪,因为你的司机手里拿着你的好多把柄。那么,你这个企业要有效率,要真正利用能人,要能够辞退不能干的人,就变得非常困难了。这也会导致激烈的企业内部斗争。在西方的话,你的副手与你不合的话,那他就得走人。但在中国,他不走,还要跟你斗,你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政府要修订这些规则,废除不合理规则,提高规则的透明度,给企业家更一个自由的创业环境,使得遵守规则成为最有效率的经营行为。其次,对企业家要认识到,推动规则的变化比利用现有的规则或者通过贿赂违规,更为重要。我们知道,改革是比较难的,但企业家要有推动改革的责任感、使命感。至少你可以进行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假如你违规,贿赂政府官员,最后你可能要坐牢;但如果你推动规则的改革,你就是一个改革家,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坐牢而已。所以推动规则的改变,包括跟政府打官司,都比你通过贿赂越过规则更优。这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一个责任,也是所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家的责任。本来外国企业家来到中国,看到不合理的东西,看到不合国际商业惯例的规则,他们应该大胆的提出来,去跟政府争,然后促进政府去改变规则。但好多外资企业不是这么做,而是想尽办法跟政府拉近关系,然后给自己一个特许权。如果大家都这么干,就会觉得这个规则不重要,就像中国有句话:不怕你干不到,就怕你想不到。所以我想提醒一句,对企业家来说,推动规则的变化,从长远来说,比利用现有的规则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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